中國教會初期姊妹事奉巡禮

 

文/邱清萍

 

 

1807年,宣教士馬禮遜來華,開始基督教在中國宣教工作。十四年後,第一位女性信主受洗,就是梁發的妻子。一百年後,中國的女性信徒人口增至十二多萬,佔教會人口37%。

 

西方婦女宣教運動

 

宣教士來華之初,清廷不淮女眷入境。當時西差會不差派單身女宣教士,而在中國(男)宣教士又限於男女授受不親,難與當地女性接觸傳道,婦女事工進展甚慢。後來,1842年的南京條約打開五口通商,宣教士可以帶著妻眷在各地宣教,婦女接觸福音的機會就增加了。

 

當時在西方,一些宣教士不理會差會的反對,起來組織婦女宣教團體。婦女宣教運動於1860年末期開始熱烈展開。宣教領袖蒙海倫( Helen Montgomery)在她的著作《西方女人在東方》中報導五十年(1860-1910)來華女宣運動的成果,她說:

 

「1861年,我們只有一位(女)宣教士在緬甸工作,1909年,我們有4,710位單身姊妹在工場上。1861年美國只有一個女宣會,到1910年卻增加到44個。以前支持者不過數百位,如今最少有兩百萬。以前收到的獻金不過二千元,如今最少有四百萬元。」1

 

中國自強運動中的婦女生活改革

 

清末民初是中國風起雲湧的時代,清廷腐敗無能,列國侵略,發生鴉片戰爭,簽訂不平等條約,有識之士紛紛起來要求改革,其中包括改革女人的身分與角色。梁啟超認為國家積弱,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一半人口─女人是寄生蟲,不但不能參加國家建設與生產,且是無智力、無體力、無財力的一大群。他又觀察到西方的強盛是因為他們的女性很獨立,都能對社會國家有貢獻,於是發起一場自強運動,是為變法維新。後來又有五四運動,其中婦女權益成了很重要的課題。要推翻封建,不能不廢除奴役女性的意識,推動改革婦女的生活。

 

宣教工作與中國自強運動產生了一連串改革,如廢除千年的纏足陋習、興辦女學、醫院、孤兒院(收留被遺棄的女嬰),還有娼妓、婚姻平等的法律問題等。女子因為教育程度提高,開始投入社會生產行列。一些年輕女子(特別是傳道人的女兒有優先權)得以出國留學,學成歸來執業如醫生、律師、教師等,大大提高女子的地位。

 

此外,男女宣教士可以並肩工作,也提供中國女子一個仿效的典範。不過,梁家麟博士提出一個有趣的觀察:西方差會讓女宣教士在工場上與男宣教士並肩作戰,什麼事工都可參與,只是一個「權宜之計」;她們一回國,在母會卻連講道都不容許,遑論其他領導工作。梁博士說,其實這是種族與性別的雙重歧視2!差會視宣教工場的人在質素與地位上都較差,為「次等」,所以差教會的次等公民─女宣教士去那邊工作,自然不需要有什麼禁忌。但是宣教士一回到「上等」的母會,就只好自慚形穢了!

 

廿世紀初期姊妹事奉巡禮

 

一、教會女傳道(Bible women)

 

19世紀下半葉開始,不少單身姊妹投身中國宣教事工。起初,歸主的姊妹多屬貧農階層,上層社會的「大家閨秀」不能隨便與外界接觸,或加入外國人的宗教組織,更何況她們都纏小腳,不便行動。由於當時男女不能在一起聚集,女宣教士在婦女當中要擔當全面的工作,從講道、教導到牧養;從施洗到探訪,甚至巡迴宣道。這種事奉方式後來成為許多中國女傳道事奉的典範。

 

早期的女傳道多是宣教士家中的幫手,後來才分擔教會的責任;或為男傳道/牧師的母親或妻子,或受了一點教育的女子加入傳道的陣容。中年寡婦任傳道的較多,她們的家庭責任已經完成,兒女也長大了,無論身分和年齡都比較方便與女宣教士到鄉間佈道。單身的女子較少,因為不便在外「拋頭露面」。

 

作為受薪者,女傳道可能是當時女性第一個工作賺錢的機會。一般女傳道的薪酬少於男傳道收入的一半,很多只是部分時間受薪,而主要職責則是援助男傳道。

 

早期女傳道的工作主要是協助女宣教士,充當翻譯或語言老師、向婦女傳福音、到家中或醫院探訪,和教婦女識字及讀經。有專業訓練的還可以擔任女校的教師或校長、醫院的護士或醫生,甚至院長。起初女傳道多由西差會聘用,後來開始有自由傳道,不受西差會支配,甚至開荒創業的也有。

 

郭佩蘭引用梅納(Luella Miner)報導說,1876年中國有九十位女傳道,四十年後(1917)增加到2,500多位,升幅差不多卅倍,到1920年再升至3,300位。可是1930年代女傳道的數量大大減少,因女子受教育機會提高,社會比教會更願意使用女子的恩賜與貢獻,待遇也較好,不少姊妹就投入社會了3。

 

陳玉玲

初以宣教士身分赴雲南開荒,先後創辦七間教會,其中三間教會是她獨力創辦的。她的事奉非常全面,聖靈大能與她同在,神蹟奇事也隨著她所見證的道。她除到處主領聚會外,還開荒植堂、牧會、教神學、編寫聖經註釋,也禱告醫病。根據梁家麟博士說,陳玉玲是全球第一位華人女牧師,於1938年被按立。可是她後來受倪柝聲影響,認為姊妹應蒙頭,把出頭露面的工作和權柄交給弟兄。結果她放棄了牧師的銜頭。

 

▲李添媛牧師著作《生命的雨點》。

 

李添媛

另一位早期被按立的女牧師是聖公會的李添媛牧師。原來抗戰時期交通不便,很多聖公會因無牧師許久沒有守聖餐。何明華會督認為既找不到男牧師,女性亦可,就封李會吏為牧師,以補所缺。沒想到戰後交通恢復,有足夠男牧師主持聖餐,很多聖公會教省和教區就群起反對李添媛任牧師。跟著英聖公會大主教施壓,要李牧師放棄牧師名銜,否則何明華必須放棄主教職位。結果李牧師只得讓步4。

 

二、女奮興佈道家


廿世紀初,中國正經歷再生之痛,人心思變,各地有大復興,神興起一些奮興佈道家,其中不乏姊妹。中國教會歷史中,蒙神大用的神僕如王明道、倪柝聲、宋尚節、計志文、趙世光等為大家所熟悉,但很少人知道與他們同時代有不少姊妹也一樣被神所重用。

 

▲《余慈度─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》。

 

余慈度
余慈度生於基督教家庭,父親曾為軍醫及牧師,她十五歲入醫學院,讀了八年。後曾到韓國宣教,回國後被聖靈帶領捲入大復興行列中,成為神重用的器皿。吳秀良教授認為,余慈度是1930年代以前中國最著名的奮興佈道家,對中國教會的復興運動產生不可磨滅的影響。然而很少人聽過她的名字,她是湮沒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歷史中的人。

 

吳教授將她從歷史的瓦片中發掘出來,經過史料的追蹤,歸納她的貢獻如下:

 

1.她是中國人中最早脫離西差會的經濟支配,完全憑信心生活的傳道人。

2.她是國際最具屬靈權威的「開西大會」 (Keswick Convention)中,惟一被邀為主要發言人的中國傳道人。

3. 她透過「查經祈禱處」培育不少稱職的女傳道。因她講道培訓出來的傳道人,成為1930年後第二期復興運動的關鍵人物。

4.倪柝聲是其中一人。他在十七歲那年(1920年)參加余慈度主領的佈道會,受感歸主及獻身傳道,李常受則在1925年獻身。王載、趙世光等好些奮興佈道家,也在余的影響下獻身傳道。5

5. 莊祖鯤牧師說:「1920年代神興起許多像余慈度這樣的姊妹,成為教會的領袖,然後再藉著她們帶出許多弟兄來接棒。這對今日華人教會仍然爭論不已的『女性在教會中的角色』問題,提供寶貴的歷史個案,值得我們再思。」6

 

 

蔡蘇娟
父親是清朝高官,本來虔信佛教,看不起基督教。但後來為了學英語入了宣教士辦的女校讀書,結果信了主。她後來蒙神呼召,與一些同工組織「中華國內佈道團」,最初的目標是去雲南傳福音,因那邊很少宣教士。她常主領奮興佈道會,也下鄉佈道,許多人歸主。後來染了眼疾,有五十年之久在暗室中以床為講臺,以暗室為教堂,帶領無數人歸主,成為「暗室之后」。

 

在1920年代後期,到處領會的女性有王淑、焦維真、胡蘊琳、藍如溪、胡美林、劉素琴等。彼得在使徒行傳第二章引約珥先知的預言說:「神將祂的靈澆灌祂的僕人和使女,她們就滿有能力見證神的道。」(參考使徒行傳2:18)。

 

王淑是山東人,曾任教師和編輯,後來自由傳道,蒙主大用,領很多人悔改。焦維真也是山東人,曾在金陵神學女校教學,後來到處巡迴佈道,一年內向數萬人傳福音,講道近三百次。曾開辦靈光靈修院,後到中華神學院教學,1940年還擔任港九培靈會主要講員。中共建國後,曾與何守瑛等合辦退休傳道人的休養院。胡蘊琳是上海人,不但在中國教會,也在西教會中主領奮興佈道會。抗日戰爭期間,還開辦孤兒院,收容難童數百人。藍如溪和胡美林都是西教士培養出來的人才,曾留學美國,後來回國任教及巡迴講道。藍如溪任伯特利神學院的院長,胡美林任伯特利孤兒院院長7。

 

▲胡蘊琳著作《祂握我手》。

 

梁家麟博士分析,女奮興家的興起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姊妹有機會受教育或神學教育,就會有更大的事奉空間。據他觀察:女奮興講員通常都是由女西教士培育出來,且與西教士一直有美好的團隊配搭。而男奮興家的團隊精神則較差,通常共同事奉一段時間就吵架分手,自己出來另起爐灶。另一個特徵是她們大多是獨身的,且常結為親密的同工,如蔡蘇娟及李曼,胡遵理與石美玉、藍如溪和胡美林等8。

 

▲胡遵理教士和石美玉醫生。

 

▲蔡蘇娟及李曼。

 

三、女神學家及文字工作者


很多聖經學院畢業的姊妹,都不能被差派擔任牧會工作,一來教會不讓女子獨當一面,二來女子教男子仍屬少數。結果神學院畢業的姊妹多出任女校教員,若有醫療方面的負擔和興趣,派送訓練後就在教會醫院工作。所以姊妹有機會在神學方面有更深訓練的為數不多。1922年全國聖經女校及女子神學院共卅八間左右,但真正符合神學院資格的只有兩間。由女宣教士及女奮興佈道家任教。

 

羅聖愛
生於基督教家庭,曾在教會學校讀書,早年獻身事主。她堅拒父親為她安排婚事,十八歲那年舉行特別儀式,當眾宣佈終生不嫁,全心全意事奉神。她曾在真光書院教聖經,後被邀到梧州建道教書及協助開辦女院。1920年代中葉,民族主義高漲,傳教士被迫將學校管理權交給華人,女子神學院的院長及管理就落在華人姊妹手中。羅聖愛於1922年擔任建道女院院長9。

 

陳偉昆
生於廣東潮州一個農村基督教家庭,母親是女傳道。十一歲那年,在余慈度主領的奮興會中深受感召。後在美國得到文學碩士學位後,曾回國在醫院工作,1945年決志出來傳道,遇到陳玉玲後,聯袂到香港神召聖經學院任教,直到退休,著有多本先知書和解經書籍10。

 

▲羅聖愛(Amy Law)與建道女院一景。

 

李淵如
生於非基督徒之家,由於跟宣教士學英文而接觸基督教。1920年加入南京金陵神學女校,負責教職與傳道部,並負責《靈光報》的編務。她是一出色奮興佈道家,常被邀到各教會講道。1923年還被邀到福州的小群教會講道。1928年開始與倪柝聲同工,並在上海福音書房擔任編務與出版工作。可惜後來倪柝聲宣佈反對婦女公開講道,她只好放棄講道的職事11。

 

▲李淵如著述全集。

 

四、機構創辦人

 

伯特利佈道團
是由美國宣教士胡遵理與石美玉醫生一同創辦。起初開辦教會,後加辦醫院、護士訓練學校、女校及兒童工作。後來還發展成為佈道團,到各處主領佈道奮興聚會,其中團員包括計志文、宋尚節、趙世光、還有許多女性奮興家。梁家麟博士認為,伯特利佈道團對華人奮興佈道傳統有很重要的影響。

 

中華國內佈道團

蔡蘇娟、余慈度都是發起人之一,從調查中發現雲南、廣西、貴州、甘肅等地宣教工作很弱,於是聯合起來宣教,陳玉玲就是其中一位被差派的姊妹。

 

梁家麟博士認為,不少具有創新性的事工與機構,原都是由婦女發起建立的。但在事工上軌道、有組織之後,就會有愈來愈多男性同工參與,而在一、兩代領導層轉換以後,領導權常常由女性手中轉移到男性,而且開始教導說姊妹不宜領導12。

 

撫今追昔?今非昔比?

 

中國教會成立初期,特別廿世紀初,姊妹有很大的事奉空間,都能遵照聖經教導按呼召與恩賜服事,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體,擴展神的國度。但是一個世紀後的今天,姊妹領導事奉的空間普遍縮小,在北美尤為顯著。姊妹在講道、教導及領導的參與上,遇到許多障礙,問題出在哪裡?值得深思。筆者在此簡略提出幾個要點13:

 

1. 時勢造英「雌」:廿世紀初,中國社會大動盪,人心思變,教會經歷大復興。姊妹在更新運動中通常有較廣闊的活動空間,因這些運動多少帶有末世危機和耶穌再來的意識,局勢迫切使人不計較角色問題,誰有恩賜誰就擔當責任。

2. 選領袖不公:教會或機構開創期間,因人手不足,姊妹擔任領導沒有人會說話。工作一旦上了軌道,教會有組織,權力架構分明,選領袖時開始看重權力與地位,多過看重生命、恩賜及事工的需要,姊妹便被推到邊緣,有領導責任的更要退位讓男。

3. 宗派的影響:許多華人教會屬美南浸信會及宣道會,對姊妹領導的事奉採取較保守立場;另外不少獨立教會有聚會所背景,受倪柝聲「姊妹事奉觀」影響。廿世紀初,基要派興起,為了抗衡新派的社會福音,把基督徒該有的社會關懷束之高閣,婦女問題又不幸常與新派拉扯在一起,一併�Q排斥。福音派影響力中心由原來的東北地帶轉到強調婦女絕對順服的南部(美南浸信會),姊妹事奉的自由也因此受限制。

4. 神學院的影響:華人神學生較多的神學院如達拉斯神學院、韋斯敏特神學院、三一神學院、慕迪聖經學院等對姊妹的領導角色有許多的限制,按牧更不會考慮。有些神學院早期不收女生,後來肯收女生,但不許她們選修講道學。這些神學生畢業後進入華人教會牧會,塑造了教會對姊妹事�^的立場。

 

總結

 

中國婦女數千年來受了許多的壓制,宣教士把福音之光帶來中國,教會雖只有二百年歷史,中國婦女的命運卻已改變了,經歷身心靈的釋放。深願華人教會不再「纏裹」婦女的手腳,使她們能為天國發揮神所交託的恩賜與責任。

 


1. Tucker, Ruth A. & Liefeld, Walter. Daughters of the Church (Grand Rapids:  Zondervan, 1987), 310-11.
2. 梁家麟: 《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》(香港:建道神學院,1999),頁124。
3. Kwok, Pui-lan, Chinese Women and Christianity, 1860-1927 (Atlanta, GA.:Scholars Press, 1992), 81. 
4. 梁家麟,《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》,頁153-4 。
5. 吳秀良,《余慈度──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》(Boston, Ma.:比遜河出版社,2000),頁21-22。
6. 吳秀良,《余慈度──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》,頁6 。
7. 梁家麟,《華人傳道與奮興佈道家》,頁135-140。
8. Ibid., p. 153.
9. Ibid., p. 127-8.
10. Ibid., p. 147.
11. Ibid., p. 156-7.
12. Ibid., p. 140-44.

13. 邱清萍、劉秀嫻、吳淑儀:《還我伊甸的豐榮─從聖經、歷史和社會問題探討婦女的身份與角色》,(香港:中國神學研究院,2004年再版),頁192, 219-220。

 

 

作者小檔案

邱清萍傳道在美國中國信徒佈道會事奉卅餘年,曾任副總幹事,負責文宣事工及人事管理。除主編中、英刊物,督導書籍出版及書房事工外,亦有著作中、英文章及書籍,已出版書籍有《行在愛中》、《還我伊甸的豐榮》、《異端與極端》、《教會衝突的處理與重建》等和一些編著與翻譯�漁挭y。此外也在各教會講道,主領退修會及講習班。目前邱姊妹在中信擔任事工專員,專職寫作與講道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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