網上網下,放眼天下

——網路對青少年政治參與的影響

 

文、供圖/譚瑞玲

 

 

不少家長覺得網路如洪水猛獸,不但侵蝕污染了兒女們的弱小心靈,且會連結來歷不明的社群,甚至可能煽動兒女,產生偏激行為。不過,從歷史宏觀來看,網路只是歷史進展中的媒介之一,遺害與否在於使用者的態度與目的。

 

▲網路只是歷史進展中的媒介之一,遺害與否在於使用者的態度與目的。

 

歷史中的媒體


當顛覆文化發展的活版印刷術在歐洲出現後,聖經不再是天主教教廷的專有物,信徒逐漸可以擁有自己的聖經,促進脫離教皇控制宗教思想的基督教的發展。然而,印刷術令各種思潮得以廣泛流傳,也導致後世政局的動盪及民生的翻騰。


昔日電報初次面世,被認為是傳遞資訊最快速的媒體,只要能掌握這新興科技便是強國的象徵,是國家現代化的先決條件。強國可通過電報的捷訊,因應各地情況,遠距離地遣兵調將,故擁有電報技術亦成為強權侵佔弱國或鎮壓起義人民的預警工具。時至今日,紙本媒體已開始被人摒棄,電報亦消失無踪,有誰還會緬懷這些曾吒咤一時、改寫歷史的產物呢?


今世代的網路與政治參與


比起從前發明的媒體,網路的步伐速度更劃時代,讀者即時便可獲得資訊。通過智能手機不斷更新載體,打破以前必須呆坐電腦前的限制;用戶更能一天廿四小時隨時隨地又隨身地保持各樣聯繫,彈指之間,每時每刻的資訊便即時、貼身、排山倒海而來。


這種網上的高速資訊,自然亦直接影響到群眾運動組成的速度,常用的工具包括臉書、Twitter、YouTube、Instagram等。例如2014年8月9日美國密蘇里州(Missouri)聖路易郡(St. Louis) 佛格森市(Ferguson) 發生了警察射殺手無寸鐵的非裔青年事件後,一個小時内,網上便有目擊者的留言及附近即時拍的現場照片。在示威的第一個星期,便有三百六十萬筆Twitter 傳訊,一個月後單是直接相關的Twitter貼文超過八百萬。1


在中東,上網者大部份是年輕人,即使網路使用人數不及西方國家,但其影響力也不容忽視。被譽為「阿拉伯之春」的抗爭運動,亦名為「臉書革命」,可見網路的影響力。2


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西亞(Tunisia)小鎮,一名小販不堪警察欺凌,憤而自焚。網上頻傳的自殺片段觸發年輕人上街抗議的活動,民眾表達對總統Zine el-Abidine Ben Ali政權的強烈不滿,兩星期後他便下台出走沙地阿拉伯。而這個群眾運動,通過網上的互載,三個月內便吹遍埃及、葉門、利比亞、敘利亞等地。


在突尼西亞,YouTube被政府監濾的情況下,臉書發揮了極大的作用,它的上載內容甚至翻譯成法語以致信息可走向海外。當地人民常一手執石塊對抗軍警,一手執手機互通消息,充分運用了網路的功能。


又如在埃及,有民眾利用網絡工具,在「阿拉伯之春」發生前,設立一個反對國家安全局(State Security Investigation SSI)恣意侵犯人權的臉書專頁,廣為流傳。即使在「阿拉伯之春」期間政府關閉了網路,有些網路供應商仍提供服務,國外人也通過有線電話將現況再轉至他們的海外網路上。Google也出動了“Speak2Tweet”,讓埃及人利用一組電話號碼留言,便可化成短訊貼在Twitter傳開。

 

▲「阿拉伯之春」的抗爭運動,亦名為「臉書革命」,可見網路的影響力。

 

八、九十後年輕人的特性


相對於上一代父母的理性時代—凡事講求知識真理,注重組織、計畫和理性安排,這一代年輕人屬後現代型,比較傾向感性,著重觀點,偏向感覺多於策劃。他們較多討厭權威,亦對傳統反感。


特別在言論自由受打壓的國家,年輕人更會對政府和受其控制的傳媒缺乏信心。例如在埃及總統穆巴拉克的統治下,大部分傳媒資訊都是由上而下地受監管。年輕人卻通過網路瞭解到總統及其家人窮奢極侈的生活,與民主社會對國家領導人的約制力產生比較。


在香港,因為報業和電視台逐漸的自我審查,越來越多年輕人瀏覽和信賴網上新聞。據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2015的一項研究指出,參與六四紀念燭光晚會人群中,那些在八九年後出生的年輕人,多是受網上的資訊和討論影響,而不是傳統的傳媒所刊載的信息。

 

▲對美國不少非裔少年來說,上網能連結被主流社會邊緣化了的族裔,使沒有串連的人羣團結起來。

 

網路如何影響青少年的政治參與


有些學者認為年輕人講求觀點、感覺的認同,在網上只會與政治理念志同道合者連結,少與意見不同者對談,想法會越來越單向,缺乏多元化的思維。同時青少年又很容易以為在網上的「讚」便是人多勢眾,造成錯覺,誤認個人的想法屬於社會的多數。


然而,對美國不少非裔少年來說,上網能連結被主流社會邊緣化了的族裔,使過去無法串連的人羣團結起來。他們認為自己的族羣常被媒體忽略,網上連結反而可以積聚團結力量。故此,非裔族群比美國其他羣體更多使用網上媒體,特別是Twitter,故又常被稱為“Black Twitter”。


在美國佛格森市發生了警察射殺非裔青年事件後,通過“Twitter hashtag (#)”的主題平台, 分散各地的非裔可以在網上連結起來。例如“#Ferguson”,便能招聚關心此案的人;隨著一些目擊者看到被槍殺青年死前曾高舉雙手示意投降,又引發了“#HandsUpDontShoot”的流傳;最後,為防止警員在非裔社區濫殺,非裔族羣更形緊密,組織了Millennial Activists United,用了“#FergusonFriday”作定期反思互動,並且出版《This Is The Movement 》日報。網上的匯聚,跨越了以往的地理界限,能把分散各地但共同意向的人連接起來,跳出從前羣眾運動的規限。


此外,雖然紙本、廣播、電視的傳媒發展也一日千里,但始終是單向(broadcast monologues),讀者和觀眾只是默然的接收者。相反地,在網路時代,讀者可以即時互動,參與討論,讓議題成為多向和互向(social dialogues),因此更能迎合年輕人的喜好,覺得自己的意見受到接納或尊重。


同時,身在現場的人更可以擔當現場記錄者,好像記者般盡公民責任如實報導(citizen journalists)。另一方面,不能即時參與或身處異地的有心人,仍可在網上同步參加(virtual participation),更能滿足年輕人的羣體效應。


2014年在香港發生「雨傘革命」期間,不少身處外地的年輕人,即是如此和現場的參與者連心同行。2013年在土耳其的民間示威更見其跨國性,大部分的Twitter訊息都來自海外,以致於首相Recep Tayyip Erdogan封殺當地網路以打壓示威者的舉動失敗。


網路的優點之一是快速,因此要聚集群眾和呼召行動時,可以在分秒之間即動員成事,不如過往的群眾運動需要魅力領袖,或嚴密的動員組織力。昔日的擒賊先擒王的傳統策略,已不適用於這世代的年輕人,往往一些集會都是個別群組的自發參與,然後再像病毒般擴大連結起來。


參與「阿拉伯之春」的大部分年輕人都是自發性的,横跨數個中東國家的抗爭行動中,幾乎沒有一位具體的領袖。在美國的佛格森市槍殺案中,示威者亦多是各自回應Twitter,參與行動。一個「讚」(like),轉遞(forward)或分享 (share),便改變了以往群眾運動從領袖而下的模式。

 

給家長的建言

 

一、明白參與政治活動有助拓展世界觀


在突尼西亞,青年人上街當然不只是因為一位小販自焚,還包括抗議國家普遍的高失業率,和存在已久的政治問題。甚至,年輕人參與阿拉伯之春的舉動,即是回應對當地政府長期忽視民生的訴求。美國非裔青年對佛格森市槍殺案的強烈反應,也源由於社區常發生類似事件。


網路引起的話題與討論,多數是回應社會狀況,此類的互動可加深促進交流思考的深度,促進知識的廣度,不見得都是家長所擔心的無所事事或無中生有的聊天。


不少家長抱怨孩子儼如宅男、宅女,整天窩在電腦前沈迷電玩,沒有真實社交生活,缺乏同輩互動。若子女開始留意時事、關心政府政策、參與社區活動,是兒女從自我中心進步到開放胸襟、放眼天下的表現。

 

二、與子女一起成長


中學時代便參與香港社會運動的黃之峰,曾表示自己對政治的深入認識和及時跟進,很多都來自網路,特別是從Facebook。身為家長,也應與時並進,關心子女的知識來源。事實上,兒女從網路所獲得的資訊,遠超過父母所能給予的;因此父母亦需充實知識,進入子女瀏覽的相關網站,明白他們的看法,才能和兒女對談。

 

三、預防偏激言行從小做起


美國南加州大學非洲裔畢業生 Modupe A. 分享,南加州富豪區比華利山(Beverly Hills)的居民在看美國非裔族群問題時,不少充滿偏見,遠離現實。不過,她若要和反對者對話,就需要找出雙方都關注的話題,然後逐步討論,以求雙方增多了解。


實際上,在網上搜尋,甚至在同一平台,也可以看到多元化的聲音。例如在“Twitter hashtag #Ferguson”,便能看到截然不同的意見,支持被殺非裔青年 Michael Brown和支持開槍警員Officer Darren Wilson 的聲音並列其中。


家長與其擔心網路的威力,不如從基本功夫做起:自子女幼年開始便強化親子關係。孩子漸漸懂事時,常與他們討論報章的新聞或身邊發生的事,從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判斷是非的原則。當兒女逐漸長大,更要明白他們的世代崇尚反權威,又重感性,儘量不要家長式地強推自己的意見。最好先聆聽,然後從不同的角度問問題,幫助子女從單向思維走向多元。

 

▲在香港發生的「雨傘革命」,許多年輕人不顧父母的反對,上街為自己的政治理想示威抗議。

 

四、堅定與容納並行


一位想參加「雨傘革命」的香港女學生説,父母不准她參與,甚至用髒話罵她,但她仍毅然上街。熱中於美國黑人民權運動的Modupe A.,父母是非洲奈及利亞移民,雖然明白、認同她所爭取的權益,但仍覺得她應該先用心讀書,完成移民都追求的美國夢。


家長欲與子女保持良好的互動,宜以身作則,表現願意聆聽不同意見的真誠態度,而又同時保持自己堅定的立場,身體力行,教導兒女如何與意見不同者和平相處,卻又不失個人的價値觀和原則。

 

五、善用信仰的力量


基督徒的世界觀是「在世而不屬世」,我們向世人傳福音時,即是兩個迥異價值觀的交鋒。為了拯救失喪的靈魂,我們理當謙卑,靜心聆聽別人的心聲,同時亦溫柔地堅守自己的信仰,靠著神的力量,言教身教地改變對方堅硬的心。兒女們在基督信仰文化下成長,便能減少產生敵我的排斥心態,反而更能有同理心,努力尋求與意見不同者對話。


科技不斷進步,媒體日新月異,能拉近人羣距離,亦會觸動社會。我們與其憂心它的負面影響,不如與子女共同學習,充分利用創新功能,去關懷社會,認識世界。

 

註1:
Yarimar Bonilla and Jonathan Rosa,“#Ferguson: Digital Protest, Hashtag Ethnography, and the Racial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,” American Ethnologist 42 no. 1 (2015): 4-5)

註2:
Gadi Wolfsfeld, Elad Segev, and Tamir Sheafer, “Soci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: Politics Comes First,”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/Politics 18 no. 2 (2013): 118

 

 

作者小檔案

譚瑞玲博士,願以歷史學者的眼光,學習舊約先知的批判精神,審視過去的不公平,為弱勢群體發聲,彰顯神國公義。現為《義顯之聲》編輯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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